第七十八章:难言之隐[2/2页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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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;  “城北拱埠官妓，近来非特不稍减少，且有增加之势，为预备实行禁绝起见”，从1928年起“派员分赴各院调查”。

    1929年9月15日，杭州市公安局令“该地娼妓，无论长三、么二，均须拍四寸照一张，连同志愿书，限五日内一并迭送局，以便查核而定取缔方针。”

    当年9月底，调查结束，江干有妓\院二十一家，共计五十九人；拱埠妓\院二百二十三家，共计四百三十四人，其中，甲等妓三十八人，乙等妓三百九十六人。

    调查后，市公安局令“以现有人数为限，各埠不准再开妓\院，亦不准添招\妓\女，既妓\女之因故停业或歇业者，亦再不准复业”。

    当时的公安局对娼妓业的取缔方法不得不有所顾忌，“市公安局以市区内南北两埠公娼，为数实多，欲加取缔，殊感困难。盖因此辈公娼，一旦取缔，有似工人失业，势必流为私娼，遗毒仍在。”

    所以，公安局采用了抽签分批废除的办法。1929年12月，决定将南北两埠妓\女分六期抽签。

    1930年3月1日，杭州城正式实行抽签废娼。

    此次应废妓\女人数，拱埠一等妓\女原有三十八人，除已停业者三名，包帐者十二名外，应在二十三名内抽六分之一，计废四名；

    二等妓\女原有二百九十七名，除包帐者百二十八名外，应以一百六十九名内抽废六分之一，计抽二十八名。

    两者共计三十一名。签以竹制，书写“发”“留”二种，外包白纸，各妓\女自行抽取。

    部分妓\女虽被抽废，脱离火坑，但不同妓\女的情况及心态也各有差异。

    《杭州之废娼抽签详记》载：一等妓\女楚楚，现被抽废，负债达四千元。

    二等妓\女刘秀英，以平时挥霍甚奢，负债亦达九百元。

    文君，为二等妓\女中之翘楚，家有父母，垂垂老矣，幼子则尚在襁褓，平日均赖其为生，一旦被抽，家中老父母，咸哀愁欲绝。

    二等妓\女妙云，营业颇盛，且善积蓄，已储有五百余金，而又恋栈不忍离此火坑，此番被抽，亦可谓自寻烦恼矣……

    …………

    如此这般，和袁东华并没有太大的关系。

    因为对名妓唐一飞来说，像袁东华这样的爱慕者为数众多，他实在是不起眼的一个。

    就“竞争”关系来说，袁东华比不过那些挥金如土、有钱有势的登徒浪子。

    就“救赎”层面讲，袁东华也没有任何能力，能够救唐一飞脱离“火坑”。

    所以，袁东华对名妓唐一飞的动情，更多只是一厢情愿。

    仅就当时的废除娼妓运动来说，也是虎头蛇尾。

    1935年，拱埠商市越发凋敝，该处商界向市府请求开放公娼以兴商市。

    5月22日，拱埠商号呈请市府开放公娼，呈文载：“嗣经二十年（1932年）开放，月添妓额，市面已有转机，相安两载。

    去年复又限止妓额，拱市状况仍陷衰落，至私娼充斥。

    去夏旱魃为灾，农民粒米无牧，穷困小户，割舍亲爱妻子，沦为暗娼，甚至招摇过市……实由于社会时势所逼迫。

    虽警局加以捕拿处罚，但彼等惨苦情形，令人目睹凄凉可怜。”

    市府回复：“尚须调查详细情形，是否需要开放，经调查结果，再定办法。”

    该事件以后的走向不得而知。

    但至1936年，市府确实批准拱埠新增了几家妓\院。

    该年，拱埠杭州路妓\女唐一飞、王飞云、王彩香、陈素金、杜雪芳、沈金弟、姜爱香、沈彩香、沈彩云、金琴钗、张文银、陈爱金、王婷婷、王桂凤、张花珍、裘东弟等十一家妓\院在拱埠开设分院，以资吸引游客，振兴市面。

    当年4月11日，市府指令照准。

    至此，杭州市废娼运动回到了原点，与其说“废娼”，倒不如说“限娼”，官厅所能做的只是对私娼加以限制或取缔，对公娼进行限制或规划化管理。

    当然，这些都是后话。

    但对于苦闷中的袁东华来说，垂青名妓唐一飞而不得，疯狂嫖妓的他，自己身为既懂中医、又懂西医的医生，虽然历来注重“自我保护”、小心传染病感染，但还是被“中招”，染上了花柳病。

    而正是在这个时候，他遇上了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，汤玉泉的妹妹，汤玉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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